土著如何分配盈利甚丰的“公地”?以Tsum村为例，从家出发在一天步行可及的土地(located one days walking distance from any village)，便归其所有。惟此说甚具“随意性”，因为步行速度与方向都乏具体规定，且“一天”究竟是二十四小时、十二小时还是八小时，亦没有明确说明。相信这些高山草原土著有他们的一套历史悠久行之有效大家遵守的“家法”，不然何以能长年和谐相处!
表面上是由于草原大虫草多，实际上可能是天性无所求;加上虫草被视为生物，挖掘使之致死，有违佛教不杀生教义(民间有杀死一“条”草虫等如杀死一名僧侣的迷信)，因此新世纪草虫有价之后，土著大都倾向把属于其所有的草原，出租给非土著(移居外地的土著同样享有挖草虫的特权，此与离乡别井的新界原居民享有“丁屋权”的情况同)采掘冬虫夏草。“论文”举青海东倾沟(Domkhok)为例，租给外人采虫草的“季度许可证”，每张代价在一万至一万五千元人民币(约一千三百到两千美元)之间。在一处只有四户人家的偏远地区，“地主”于2012年一共发出八十张许可证，每户平均年收入便达二十万元人民币水平(约合两万六千美元;最高收入达四十万元人民币约合四千七百美元)，以一家四口计，高出全国人均GDP多倍。土著“坐享成利”已能过好日子，真的可以“与世无争”。当然，有不少具创业精神的藏人，用此可说不劳所得的资金开商店、向银行融资购牲口和珠宝以至改善家居条件，买电单车、电视和DVD机，对寺院捐款亦相应增加，但酗酒及赌博情况趋于普遍……一句话，冬虫夏草大大提高了青藏高原一带原居民的物质及精神生活水平。“论文”没有说出原居民的有关收入是否得与地方官员瓜分(或上缴税款)，是为疏漏之处。“论文”对不丹和云南境内白马雪山的采掘冬虫夏草规定，则说之甚详，而政府执法颇为宽松，料与民族政策有关。
冬虫夏草交易在西藏并未受管制(unregulated)，经纪人可直接上山向原居民及有许可证的采掘者收购，但采掘者亦可选择在附近市集出卖所得。有趣的是，在市集的交易，与笔者两三年前在法南松露菌市集所见的情况近似—买卖双方出价还价均“秘密”进行，松露菌农与收购者在汽车行李厢内各以手势讨价还价，冬虫夏草的交易同样以手指出价(exchanging hand signals)，并于藏服宽大袖子后面进行，外人当然不知袖里乾坤。成交价因而并不统一，当然，这不仅仅与“秘密出价”有关，和货色优劣价钱差距大的关系似乎更大。
由于创富功能日高，如何有效管理(及避免争地的冲突)高原草甸，以免造成“公地悲剧”，令冬虫夏草年年丰收，已成为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景。而随土著收入骤增而来的财富管理及酗酒、赌博，以至由此衍生的卖淫种种足以体现“金钱万恶”的社会问题，亦引起社会关注。然而，收入上升的积极意义更大，尼泊尔这些村落原居民的物质及精神生活远胜从前，有目共睹。值得特别提出的是，这两个高原乡镇欣欣向荣，是在当地政府最低限度参与下(the absence of strong government presence)实现的。
